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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管局“财务总管”

来源:中国会计视野   发布时间:2016-06-15  作者:岳旭琴   编辑:qiaoboca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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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,简称“国管局”,是国务院管理中央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直属机构,成立于1950年12月。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,这是个神秘的地方。其中的“财务管理司”,恐怕很多会计专业人士,也未必清楚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。

2015年10月末,中国会计视野网“会计口述历史”项目组拜访了曾经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司长,先后主持该司长达十年之久的张同辉先生。从他的叙述中,我们不仅仅了解了国管局的前世今生,也领略了一个老革命家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。

2015.10.28 张同辉1

 

抗属中学的“红小鬼”

1926年,张同辉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村。1936年才上小学。

卢沟桥事变后,日本军队为了巩固铁路沿线,很快占领了位于冀中平原的安国县城。张同辉的小学也是上上停停,停停上上。

“我上学没多长时间。小学比较长一点,不到四年。后来上高小,也在我们村。1941年麦收过后,冀中军区就到我们村招生,我高小没有毕业就上了抗属中学。”

抗属中学由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,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兼任抗属中学的校长。成立抗属中学,是为了培养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后备干部。全校招收学生700余人,均为根据地抗日干部军烈属的子弟。张同辉和村上的其他3位小伙伴一同被录取入学,那时他还不满15岁。

“在抗中也没上多少课,三天两头跟着部队行军。白天住下,一到傍晚就开始行军,一走就是六七十里、七八十里,住下以后第二天九点钟以后才上课。上课都在野外,学习军事、语文、算术、俄语、唱歌等等。”

入学不久,正赶上1941年日军秋季大扫荡,抗属中学的学生们跟着军区部队转移。张同辉还记得,有一次三天两夜饿着肚子,连续行军300余里。但在部队的保护下,没有一个学生掉队和伤亡。1942年5月,侵华日军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“五一”大扫荡。

“集中了五万多兵力,到处建碉堡、挖封锁沟,妄图把我军一举消灭,哪知我军早有准备,早已转移到外围去了。但这时学校已无法上课,就让学生们暂时回家,等候通知。”

张同辉多年后在《回忆反“扫荡”中的抗属中学》一文中,深情回忆这段战火中的岁月:“学校虽然停办了,但经历一年的学习、训练和战火的考验,我提高了政治觉悟,锻炼了革命意志,培育了军事素养,学习了文化知识,收益极大。可以说抗属中学的经历,是我革命历程的开始,是我走进革命的预科班。两年后,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,走上了人生的革命征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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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28日,张老在北京家中接受中国会计视野网“会计口述历史”项目专访

解放战争时期的“银行总会计”

1944年,日军开始撤退。张同辉再次离家,报名参加了冀中行署经济训练班。受训三个月后,由冀中银行分配到八分区支行,被派到白洋淀,跟着工商局打击伪钞。几个月后,他又被调回冀中分行胜芳支行,被安排去当会计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做会计。不懂就自己摸索。那时我还算文化程度高的,名义上还上过中学。后来敌人占了胜芳,我们撤到新镇、鄚州。在支行工作不到两年,又把我调到冀中分行前方办事处。”

“1948年,在前方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华北第一出入口分行,我又被调到那里担任总会计。”出入口分行主要对京津敌占区做货币斗争。随着京津相继解放,出入口分行随部队入城。

“我那时是总会计,负责做留守、收尾工作。1949年4月,我和一位副行长向人民银行汇报工作,才进了北京。我被留在总行,仍做总会工作,做资金调拨,每天了解上海、天津的黄金出入情况,几个大城市的物价、货币信息,并向总行行长汇报。”

抗美援朝时期的“军需科长”

1950年6月,朝鲜战争爆发。“四野南下以后,在东北只留了一个军,什么都缺。应东北局李富春同志之邀,中央各部往东北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。10月下旬,人民银行抽调95个人,在东北组成临时领导班子,我是管组织的。原想成立随军银行,因条件不允许,只能在沈阳就地分配到空军、后勤部、被服厂等。”

张同辉被分配到东北财政部新成立的军费军需管理局,担任军费科长。“负责二线兵团,包括回国伤兵。另外还有朝鲜驻沈阳公使馆,他们的经费也是我们供的。”后来,由于东北不能负担整个抗美援朝的军队,所以军费又交给了中央财政部国防司管。

在东北两年多,直到1952年底,张同辉才回到北京,调到中央财政部。

国管局的“财务总管”

回京后,张同辉担任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司重工业处科长,分管煤、电、油、能源等行业。

1954年,张同辉得了肺病,经常住院。1959年病愈后,因不能出差外地,他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工作。

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原隶属于财政部。“建国初期还是实行供给制,各单位都拿着单据向财政部报销,比较繁杂。国务院为了加强中央财政部对全国财政工作的管理,因此将中央级行政经费划归国管局管理。”1954年1月1日,“财政部将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近50人,包括一位副司长,一并划给国管局。”

据张同辉回忆,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的管理范围比较大,包括党中央国务院、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、各宗教团体等,还包括国务院各部门、全国人大、政协、高法、高检、六个大区中央局。

张同辉在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从科长做到处长。由于工作涉及到很多实权部门,难度可想而知。“好多事,实际上不是财务的事也都让我们管,比如外国送给国家领导人的礼品,再如汽车定编、采购、配备,办公家具配备标准,社会集团购买力审批,出国服装的管理等。我们管理所有各部门的领导配车,包括国家领导人配车,谁配车,配什么车。等于是一个大管家。”

文革开始后,中央级行政经费管理处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,大批财会人员下放、调出,机关内只剩下极少人员,只管发工资,其他一切工作都停止了。张同辉也被夺权,“靠边站”,到车库劳动。1969年5月,他被下放到人民银行在河南淮滨的干校。“在那里主要就是劳动了。还参加县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。”

1973年,张同辉回到国管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。处里人手极少,首先得招人。

“只要有高中文化,愿意做会计工作就调过来。能调回来的设法调回,不能调回就设法从撤销单位找人,从早些恢复的财经院校要人。1980年,班子基本能适应工作了。”

改革开放之初,百废待兴,各部委也和国管局一样亟需补充财会人员,而且配备的财会人员大多是生手,做起来很吃力。不少单位领导就要求国管局帮助派人。“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在各单位,需要设法予以解决。我想到一个办法,就是办培训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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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初,中央国家机关会计培训班第一期结业纪念

考虑到各单位财会人员的情况,张同辉先是组织不脱产短训班,后又开辟了大课堂,请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。再后来,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办脱产大专班,30岁以下,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即可入学深造,学期两年。

1983年,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改为财务管理司,张同辉出任司长,仍主管国务院行政财务会计工作。但其实从1976年开始,张同辉就一直在主管这个工作,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就他一个人,1980年才有了一个副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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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44年参加革命开始做财会工作,一直到1986年离休,42年中,除了文革中被下放的三年,张同辉一直没有离开财会工作。而且,从科长到处长到司长,他一直在财会战线工作,一直和钱打交道。他除了严格要求自己,也严格要求下属。

“做财务工作的,强调站在河边不能湿鞋。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,比如到各部去不能吃饭、不能接收各单位送的东西,甚至电影票都不能要。本单位交给信托公司处理的物品,不能去买。不管是谁,要想做违背制度的事情,我是坚决抵制的。”

谈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,张同辉很谦虚地说,“我没有上过多少学校,也没有什么会计理论知识。我也是跟着别人学,然后听大家的意见。我就是个打杂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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